王仁堪登第后，长期在京为官。当时晚清正值内忧外患之际，各种社会矛盾愈发尖锐，朝中掀起一股“清议”之风，展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。“清流”的主体成员是学识渊博的官僚，尤以翰林、御史等官为主，王仁堪与翁同龢、盛昱、张謇等人共为“清流”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王仁堪曾奏请慈禧停建颐和园，直言修园劳民伤财，修园费用“虽非地丁之正供，仍是小民之膏血”；曾痛陈神机营偷懒误事，以致酿成太和门火灾。刚正不阿的性格，为他赢得“时论嘉许”的清誉。他的直言是为国家社稷着想，却不免开罪权贵，埋下他日后离京外任的伏笔。
王仁堪曾多次外放学政，看到“人不以读书为重，读书人亦不知自重”的社会怪象，十分痛心。他选贤举能，改善学风，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五月，王仁堪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，选拔人才的数量为各省之最。在这背后是王仁堪勤勉的付出，他曾自述：“自阅卷之日始，未尝四鼓睡也，间闻鸦声，知已曙矣。”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十一月，四十二岁的王仁堪调任镇江知府。王仁堪任镇江知府时，发现丹徒岗陇阡陌，水无来源，容易发生干旱，常常亲自查看沟渠闸坝，更亲身来到地头田间与农民交谈，非常平易近人。时间久了，王仁堪赢得了百姓的信任，百姓视其为友，以至有时都忽略了他地方长官的身份。而王仁堪一旦有令，则“妇孺亦争赴事”。有了这样的民众基础，王仁堪两年间率领百姓开塘二千三百多个，修复大小塘坝九十余座。期间他因劳成疾，却坚持视事不辍。
王仁堪在镇江兴修水利期间，由于申请不到朝廷拨款，又不愿向百姓募捐以防扰民，于是决定自输俸钱。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，不足的就向福建老家的亲友写信求助。镇江当地富商听说后大为感动，纷纷解囊相助，很快就“得钱三万余缗”。王仁堪将所收捐款的收支数目，全部公布于众。在他死后四十年，赈款还有结余。
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镇江蝗灾大作，王仁堪亲自在野外督捕，劳累过度，病至濒危，昏愦时还在念叨着捕蝗办法。蝗灾之后紧接着又遇旱灾。镇江迭经两灾，灾民遍野，王仁堪上书朝廷，“截漕米五万石，赶办急赈，全活饥民二十余万”，百姓无不感激涕零，视其为再生父母。
“古之循吏，所居民富，所去民思”。在王仁堪逝世数十年后，镇江人民对他的眷慕之情依然不减。1922年，为纪念王仁堪“政绩显著，有功地方”，经镇江士绅商议，在金山中泠泉南修建“王公祠”。“先生治迹留京口（镇江古称京口），四十余年故老传”。较之祠庙等纪念性建筑，百姓的口碑更能展示循吏王仁堪在百姓心中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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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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